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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层级性体系构想

    信息来自: 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发布者:    发布时间: 2015-5-18    点击率:1602 次

    《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第10条指出:预防政策的重点应促使所有儿童和青少年尤其是要通过家庭、社区、同龄人、学校、职业培训和工作环境以及通过各种自愿组织成功地走向社会化和达到融合。一个与成年人相区别、有一定独立性和针对性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是预防未成年犯重新犯罪,实现对未成年犯监管和矫治的必然要求。

    一、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现状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最早于2002年在上海开始试点实行,社区矫正的工作一直在不断的实践和完善,其中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也在不断发展进步。

    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以B市、G市两市为典型代表。G市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中,引用专业理念、引入专业人员,运用助人自助、全面发展的社会工作理念,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心理及行为的矫正。综观G市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不可否认取得了优良的成效,在专业辅导人员以及专业社工的帮助下,绝大多数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表示获益匪浅,也对其之前的违法犯罪行为真诚忏悔。B市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介入程度相对较高。具体而言,B市在每个社区都设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有1至2名常驻人员,在社区中宣传社区矫正工作的意义及需求,招募志愿者。一般而言,每个社区矫正机构都会制定相应的矫正项目、内容与程序,一旦有服刑人员,都由常驻的行政或司法人员带领社工或志愿者开展工作。两地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区分并不明显,个别化矫正并不突出。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对未成年人矫正对象和成年人矫正对象统一管理、混同操作,无论是劳动还是教育讲座都是统一进行。唯有不同的是在B市,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会比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多接受一堂名为“心理健康辅导教育”的讲座课程。

    S省是全国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S省S市D县共11个乡镇,社区矫正由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负责,称为“帮扶与矫正中心”,工作人员共2人,一般矫正人员先到社区矫正中心报道登记,然后由矫正中心工作人员分到下设各个辖区内的司法所负责帮扶和矫正,司法所设置有常驻人员2至3人,通常是司法助理。常驻人员肖某告诉笔者,这里的社区服刑人员不多,未成年人更是少数。没有参与矫正工作的志愿者。而对于矫正项目,肖某说一般服刑人员报道后,会按照既定的准则,在每个月上班期间,在养老院、社区打扫卫生,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待遇仅在于在进行义务劳动时不会让其从事过劳过重的劳动,工作人员还告诉笔者,在当地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有些困难,因为很多时候带那些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进行义务劳动时,很多社区居民会拒绝其帮助,甚至对其指指点点,对未成年犯罪人的身心造成一定伤害。

    在实践中,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项目主要是组织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在一定的社区、街道参加一般性的学习教育,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无所事事。即使是为他们介绍了一定的工作,往往是嫌工作辛苦且待遇过低,干不了多久就会自动放弃,之后又会和以前的团伙成员或社会上一些不良少年混在一起。对此有些社区矫正工作者就只有加大与他们的联系,让他们每个星期都来社工点报道并交思想汇报,同时进行思想教育。然而他们都是表面应付,回去以后又恢复到原来状态。社工也与这些少年的家长取得联系,试图得到他们的配合,然而往往是得不到配合或者就是家长无力管教。这就导致对这些未成年人监管太严甚至借助警察的威力,会有悖于社区矫正有利于社会化的理念,若监管松散,又会使这些少年“放任自流”,达不到矫正的目的。笔者在D县对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的矫正的感受、矫正期间的需求、矫正期间的忧虑等进行了调研。表示需求更丰富的矫正项目占50%,其余多数表示需求固定的老师或者志愿者以及更灵活的矫正时间。

    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突出问题及剖析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困扰世界各国的一个现实的社会难题。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方式等都存在着特殊性,故而对其进行惩罚教育、监督管理等矫正也应有相应的独立性和针对性。

    (一)未成年人的特殊性需要矫正的独立性和针对性

    根据最早提出“问题行为”这一概念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克曼的说法,“行为,从社会意义来看,是社会评价和社会规范的结果;而问题行为则表示在个体行为与社会行为的规范和要求之间发生了冲突。”未成年人由于处在生理上和社会化过程中的特殊时期,其在社会参与过程中也表现出相应的特征:求知欲、模仿性、好奇心、依赖性强烈,自我控制能力较低,社会经验较少,判断能力较弱,抵御外界不良信息能力较差,行为方式不固定,做事往往不计后果,崇尚江湖义气,易于感情用事,对外界的承受力薄弱,攀比心较重,追求高消费,贪图享受,对社会和家庭易产生逆反心理。因此,恰恰在这个阶段是一个人“问题行为”的频发时期。当这种冲突积聚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发生质的变化,转化为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受到社会、国家的强烈的否定评价。如果未成年人的“问题行为”转化为“犯罪行为”时,也有着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一些显著特点。

    据笔者在D县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中调研,这些未成年人犯罪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1)均是侵犯财产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且犯罪类型主要集中在盗窃、抢劫、故意伤害以及强奸等。(2)团伙犯罪现象突出。由于未成年人一个人胆子小,几个人却可胆大妄为,相互壮胆,往往会一时冲动且不计后果,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3)犯罪的起因具有盲目性和临时性。未成年人在犯罪时往往从动机的产生到行为的实施,时间极短,有时并无确定的作案目标,无明确的行动方向,为一点小事甚至一言不合就大动干戈,直至酿成伤害、杀人,有的经同伴稍加挑动、怂恿,就会实施犯罪行为。(4)大多数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犯罪时是在校生,很多则在犯罪时就已辍学。大多数矫正对象表示在校时由于各种原因与老师相处并不好,也不得其他人重视。(5)几乎所有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都表示家庭关系并不和睦,或者是父母在外常年不在身边。

    (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缺乏独立性原因分析

    虽然有关未成年犯非监禁惩罚的政策和口号已经提出多年,但在现行的法律制度及实际的司法实践中仍无具体的法律规定,无法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真正区别对待,也始终未能从以震慑、处罚为基础过渡到以矫正为基础。以未成年人为独立矫正对象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模式在我国仍未建成。具体来说,首先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的法律、法规;其次是没有专门接收未成年犯罪者的独立的社区矫正机构;再者,全国范围内没有比较完善的针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项目;最后,没有专门对未成年人进行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在社区矫正先“试点”后“改法”的背景下,相应的法律修订滞后于实践,而此中关于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的独立性自然更加弱化。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缺乏独立性的主要原因在于社区矫正这一制度整体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执法主体不明确。依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负责被判处暂予监外执行、缓刑、假释、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人的执行。而两高两部的《通知》在把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五类罪犯的监督与考察权统一归属于公安机关的同时,又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公安机关是“执行主体”,而司法行政机关是“工作主体”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职责不清、界限不明、衔接不力、效率不高、都负责又都不负责的问题。在如此情况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自然缺乏独立性。

    (三)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项目缺乏针对性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突出的一大缺点就是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混同操作,增大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同时也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阻碍了社区矫正效果的实现。从社区矫正工作较成熟的西方国家的经验模式看来,矫正机关在接收了矫正对象后,通常都会对矫正对象进行全方位的专业评估,而后根据评估的结果为矫正对象制定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矫正方案。如美国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中实行的居中制裁及转换项目及未成年犯罪人释放后的安置。(转换项目可分为离家出走项目、养育家庭、日处遇项目、小组之争、生存争取的项目);在日本,对未成年社区矫正的项目主要有缓刑的监督、假释、释放后的安置项目服务、保护观察和更生保护。前述评估通常包括危险性评估和需要结构的评估。而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工作均无此程序,故而难以对未成年犯进行彻底全面的了解,因此很难有针对性的制定个性化矫正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教育矫正内容几乎千篇一律的都是讲座、培训、义务劳动,亘古不变。这种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不加区分,对未成年人的个性与经历差异视而不见,笼统地套之的矫正模式,完全违背了社区矫正的原是目的,最终效果也是差强人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社区矫正制度本身不完善。现今法律法规对社区矫正的规定都太过笼统与抽象。对矫正项目、矫正措施、矫正内容,几乎都没有规定。各个矫正机构无可参照,对于成年人矫正对象的矫正项目尚且重复单一,更不用说针对未成年人的矫正项目了。

    其次,社区矫正工作中,司法行政人员占主导地位。较之于矫正制度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对矫正犯罪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引入不够。无法全方位多层次的考量矫正对象,分析矫正对象的特点及需求,从而制定专门的矫正项目。

    最后,无论是法律法规或者实践工作中都未曾将未成年人矫正对象与成年人矫正对象区分对待。根据笔者的调研以及收集的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的矫正工作无论是矫正时间、地点、项目都是所有矫正对象同一进行,在这样的操作模式下,缺乏对未成年人矫正对象的个性矫正项目也是情理之中。

    (四)小结

    综上所述,鉴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进行区分矫正,势在必行。同时还要对未成年人进行分类管理,所谓分类管理,就是以人身危险性大小为分类标准,结合其回归社会的趋向程度,将社区矫正对象区分为几类,分别实施不同强度的管理方式。实施分类管理,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个别化的矫正方案,使矫正工作有的放矢,也有利于合理配置力量,加大对人身危险性较大的重点对象的控制,提高管控安全系数。

    三、构建层级性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和机制

    我国的刑罚体系是由各种刑罚方法按一定次序排列的有机整体,各种刑罚方法根据犯罪人罪行的大小由轻到重,彼此轻重相济、互相衔接。笔者认为在构建我国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项目体系时也可以引入这一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国外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项目的先进经验,发挥我国传统未成年犯矫正体系的优点,建立一个层级性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和机制。

    (一)层级性社区矫正体系和机制的构建

    1.第一层级:教育性的社区矫正机制

    教育性的社区矫正主要适用于那些初次犯罪、罪行显著轻微的未成年犯,目的在于对他们的犯罪行为作出警告,并让他们认识到再犯将可能遭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这一类的社区矫正项目可以包含以下内容:(1)训诫:由社区矫正机构以口头的方式对未成年犯进行公开谴责;(2)具结悔过:由社区矫正机构责令未成年犯用书面方式保证悔改,以后不再重新犯罪;(3)赔礼道歉:由社区矫正机构责令未成年犯公开向被害人当面承认错误,表示歉意;(4)赔偿:由社区矫正机构责令未成年犯,根据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大小,赔偿被害人一定数额金钱;(5)社区服务:由社区矫正机构责令未成年犯提供一定时间的社区公益服务;(6)父母管教:由社区矫正机构责令未成年犯父母或者监护人对其严加管教。

      2。第二层级:非限制人身自由性的社区矫正机制

    非限制人身自由性的社区矫正主要是将那些犯罪情节较重、危险性较大的未成年犯置于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管之下,但不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目的在于对他们的监管。这一类的社区矫正项目可以包含以下内容:(1)定期报告:要求未成年犯通过电话或邮件定期向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报告,或者在指定的时间前往社区矫正机构与矫正工作人员会面;(2)遵守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有关规定;(3)参加各种类型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技能的培训以及集体活动等:这是由社区矫正机构组织的、致力于为未成年犯提供可发展的在社会中依法生活所必需的基本技能与知识的社区矫正项目;(4)心理矫正项目:仅从外部环境上对未成年犯加以拘束只是治标的方法,要从根本上去除其犯罪人格离不开心理矫正项目,这一项目所针对的对象不应仅限于未成年犯,其亲属(尤其是其父母)、朋友也应共同参与,毕竟未成年犯的犯罪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第三层级:限制人身自由性的社区矫正机制

    对于那些犯罪情节严重(尤其是暴力性犯罪)或者多次犯罪的未成年犯来说,一般的社区矫正项目已无法起到防止其重新犯罪、实现对其矫治的作用。这就需要设置一些强度较大的、限制人身自由的监管性社区矫正项目对他们进行有效地监管和矫正。这一类的社区矫正项目可以包含以下内容:家中监禁和电子监控、参加特定的职业技术学校、少年管教所等。

     这一层级式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制是根据未成年犯罪行的轻重和社会危险性并考虑他们各自的特点而设立的,但这种层级性的社区矫正项目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在实践中,我们可以根据未成年犯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对其适用各个层级的社区矫正项目。例如由于诈骗罪而被判处缓刑的未成年犯,即可以适用第一层级的赔偿和社区服务项目,也可以适用第二层级的缓刑、心理矫正和就业、就学项目,如果他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有违规行为,还可以适用第三个层级的宵禁或震慑性监禁项目。

    (二)具体内容设计: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

    1.整合工作主体,优化工作人员结构

    应该促使社区矫正淡化行政色彩,多方位、全方面的引进各领域专业人员。如可以引进青少年犯罪学家,便于分析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犯罪心理及行为;引进心理学家,便于在矫正工作中对未成年矫正对象进行心理辅导,矫正错误的心理;引进社会学家,便于帮助矫正对象形成积极的人生观,更好的回归社会。

    此外,可学习国外,成立专业评估小组。在接受未成年矫正对象后对其心理、生理、矫正原因、矫正需求等各方面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商议制定出个体矫正计划。在初始阶段,从节约资源便于操作等方面考虑,也可以总结归纳出矫正对象的不同类型,与比邻的其他矫正中心及时交流获取矫正项目类型,以便更方便快捷的对新接收的未成年矫正对象进行针对性矫正。

    2.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丰富矫正项目内容

    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来看,现行的社区矫正项目内容主要包括学习培训、思想汇报、义务劳动、各种讲座。从理论层面笼统地看,这些内容比较全面,但是具体到实践中却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只达到了表面的控制效果。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的矫正工作的重点不在于惩罚其犯罪行为,而是矫正其错误心理,应将心理引导作为矫正工作的主要内容。对未成年人实行社区矫正应注重培养其自我控制能力,使他们能主动、有效的控制自己的心理和行为,同时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和认识水平,增强未成年矫正对象的辨别能力。此外,要努力消除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消极情绪。消极情绪往往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在矫正过程中要努力消除他们消极、焦躁、抑郁等消极情绪,帮助其形成良好的情绪处理能力。具体而言,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设置以下项目:

    第一,社区服务项目。此类项目的具体操作可借鉴欧美国家矫正项目中的社区服务令制度。该制度具有补偿性及协助违法者改过自新的双重作用,通过将犯罪人置于特定社区场所从事一定时间及劳动量的服务活动,一方面是可以补偿其错误行为带来的危害结果,另一方面定量的社会服务在教育的同时也不会过分加大罪犯的心理负担,与监禁刑相比无疑是一大优势,同时也体现了行刑社会化的现代刑罚观念。可以考虑对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犯罪人,由法院判处一定次数或时间的社区公益服务劳动。至于服务地点,应从保护未成年人心理的角度出发,既可以在所在社区执行,也可异区执行,由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自主选择。

    第二,养育家庭。养育家庭是指法院将未成年犯安置到一个替代的社区家庭,以满足未成年人得到类似亲生父母保护和监护的需要。这一项目为未成年犯提供家庭的温暖,以亲情培养为纽带,达到教育、感化的作用。此项目多适用于那些无家庭或问题家庭的未成年犯罪人,不仅有利于实现社区矫正的初衷,更重要的是对未成年矫正对象日后的健康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和保护作用。

    第三,加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生存能力。未成年犯罪人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大多对校园生活或家庭生活有叛逆和抵触情绪,缺乏谋生能力,他们无论是在心理还是再谋生能力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对于此,职业技能的培训不仅是教育改造的方式,更是日后安身立命的基础。此外,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有效降低了未成年犯罪人再犯罪的几率。

    (三)配套措施: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来保障

    世界上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较成熟的国家及地区不仅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社区矫正的制度及具体实施程序的有所规定,一般都会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法,针对未成年犯罪人,通常都有专章规定。但就现阶段而言,制定单独的社区矫正法、设置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机构,在我国还缺乏立法的时机和运行的土壤。既然现今我们无法一蹴而就的制定完备的社区矫正法律,却也可以结合我国特殊国情,采取折中手段完善立法、增强未成年社区矫正的独立性。

    首先,可以在现存的法律法规中增设有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专门章节。如在两高两部联合颁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专章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将矫正措施与程序做区别于成年人矫正对象的规定。如规定针对未成人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例会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进行通报,制定社区矫正工作规划,协调各部门的工作,拟定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等;接收管理制度,详细规定对未成年人的接受管理程序;责任追究制度,对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的工作人员追究行政乃至刑事责任;考核及奖惩制度,完善现存的考核制度,突出未成年人考核的特殊性,同时建立针对未成年人的奖惩制度,对表现优良未成年人进行奖励,如物质奖励或者公开表扬等,对不认真接受矫正教育的未成年人进行惩罚。使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有更好、更多的法律依据。其次,可以从刑法源头上增加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非监禁性刑罚的适用。在刑事诉讼法角度,在程序方面进行制度优化。拓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考核体系。具体而言,执行机构应建立监督考评机制及考评小组,以此检验矫正工作的质量效果。监督考核小组根据社区矫正的期限,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月考察、季考察、年考察,并根据考察的结果随时调整矫正的方案和内容,进而科学确定考核的法律标准、道德标准、心理标准、文化标准、社会标准等。不断完善相关立法、增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独立性。最后,在现今存在的社区矫正机构中分设专门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小组。尽量针对未成年矫正的身心特点设置不同于成年人的矫正项目,将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项目执行时间与成年人相错开。不断丰富实践方式,增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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