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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议经过除斥期间的受胁迫之债的效力

    信息来自: 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发布者:    发布时间: 2015-5-18    点击率:3526 次

    我国对受胁迫所为的民事行为采用二元化规定,即无效主义和撤销主义相并存。超过除斥期间行使撤销权的后果是撤销权消灭。它是否同已过诉讼时效一样,意味着丧失胜诉权?可是经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的债权,在性质上依然属于合法债权,而受胁迫产生的债务经过除斥期间后性质如何呢?意味着原受胁迫产生的债务变为有效债务?司法实践中,撤销权消灭之后的债务该如何认定效力,当事人双方争论不休。我们知道,受胁迫所为之民事行为由于大多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导致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化解双方矛盾的几率较小。而法官在裁判这类案件时,在适用法律方面往往存在较大难度(毕竟合同行为也是民事行为之一),若不区分成因就简单以“受胁迫”之债“无效”或者“受胁迫”之债“应当予以撤销”为由径行判决,就将使得“同因不同果”的裁判结论影响人民法院的公信力。

    一、受胁迫之诉的由来及效力规定

    (一)概念及定义

    胁迫,其意思是威胁强迫,该词语出自于《后汉书·申屠蟠传》。在法律中,胁迫是指为达到非法的目的,采用某种方法造成他人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或直接对他人肉体施加暴力强制的行为。所谓受胁迫之债,是指在债的形成过程中,一方采取了胁迫手段。

    (二)受胁迫之诉的由来

    公元前66年,大法官阿奎利乌斯创造了“诈欺”一词,设立诈欺诉后,大法官奥克塔雅乌斯又创设了胁迫诉。他认为,精神胁迫,同诈欺之诉一样,并不绝对排除意愿,而是“受强制的自愿”(CoatusVolui)。因此,诈欺及胁迫之诉创立后,罗马法对欺诈、胁迫行为已有初步的救济措施。《法学阶梯》规定:“因被诈欺、胁迫或由于错误而成立的权益虽然有债之效力,但可基于抗辩使之无效。”

    (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对胁迫之债的效力认定

    罗马法所确立的民事胁迫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被两大法系所继受。《法国民法典》第1109条规定:“如同意由于错误、胁迫或欺诈的结果,不得认为同意有效成立。”第1117条:“因错误、胁迫、欺诈而缔结的契约并非依法当然无效,仅依本章第五节第七目规定的情形和方式,发生请求宣告契约无效或取消契约的诉权。”《德国民法典》第123条规定:“因被欺诈或者不法胁迫而作出的意思表示,表意人可以撤销意思表示……”,《日本民法典》第96条规定:“由于欺诈或胁迫而做的意思表示,得予撤销”。

    英美法系国家对因胁迫而订立的合同,按英美契约法规则,受害人有两种选择:一为依约履行,承认契约之效力;二是请求法院将其撤销,使契约无效。英美法系国家唯一一部成文合同法典——《印度契约法》第19条规定:“对于一项协议的应允是由于胁迫、不适当的影响、欺骗或伪报所促成的,该协议为按照由此促成应允的一方选择可以撤销的一项契约。”

    前苏联《苏俄民法典》(1964年)第58条第1段规定:“因欺诈、胁迫、威胁,一方代理人与对方勾结或者迫不得已的困难情况而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从字面上理解,该法规定的受胁迫所为法律行为无效。但实质上该无效实为可撤销,因为该法也规定:“在欺诈、胁迫情况下订立的契约视为发生争议的契约,在法院(或仲裁委员会)有关决议生效前,契约有效。”《匈牙利民法典》第236条规定发现误解或欺骗及受强制状态终止(在非法威胁情况下),当事人可请求认定合同无效。

    从上述分析可见,自罗马法以来,两大法系国家的立法在对待胁迫行为的效力上,都采用撤销主义。

    (四)我国对受胁迫所为民事行为的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的处理方式

    债是依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债产生的原因包含合同行为、无因管理行为、不当得利行为和侵权行为等等。同一受胁迫行为在不同的法律领域产生的法律后果不一致,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 “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五十五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受胁迫所为的民事行为采用二元化规定,即无效主义和撤销主义相并存。但是,超过除斥期间行使撤销权有什么后果?我国法律对此的规定仅仅是撤销权消灭。它是否同已过诉讼时效一样,意味着丧失胜诉权?可是经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的债权,在性质上依然属于合法债权,而受胁迫产生的债务经过除斥期间后性质如何呢?意味着原受胁迫产生的债务变为有效债务?司法实践中,撤销权消灭之后的债务该如何认定效力,当事人双方争论不休。我们知道,受胁迫所为之民事行为由于大多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导致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化解双方矛盾的几率较小。而除了受胁迫所为之民事行为之外,受胁迫之合同行为在裁判时,往往在适用法律方面也存在较大难度(毕竟合同行为也是民事行为之一),若不区分成因就简单以“受胁迫”之债“无效”或者“受胁迫”之债“应当予以撤销”为由径行判决,就将使得“同因不同果”的裁判结论影响人民法院的公信力。

    (五)区别对待受胁迫之债的原因浅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于1986年4月12日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于1987年1月1日施行。紧接着,1988年4月12日第一次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就在第十一条增加了新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因此,从时间上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制定于改革开放初期,为的是顺应改革开放潮流,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因此,为维持私营经济的良好运行秩序,该法在制定过程中明显考虑了前瞻性,重点突出了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力度,突出了国家对自然人的约束力度(受胁迫的民事行为无效)。然而,中国经济经过十几年的迅猛发展,所有制方式已经从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多元化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于1999年1月1日便应运而生。而相当时期,全国人大于1999年3月15日却将原1988年宪法修正案新增加的第十一条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从这里,我们就应该看出,国家逐步将调整的重点放在了维护市场秩序上(受胁迫的合同行为就可以向有权机关申请撤销)。

    (六)本文主旨

    本文作者试图通过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胁迫之债的效力规定,通过列举不同成因(合同设立行为、合同变更行为)的受胁迫之债案例,简单阐述受胁迫之债经过除斥期间后的效力问题,从而得出不涉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受胁迫的合同变更行为本可撤销,但受胁迫一方怠于形式撤销权导致除斥期间经过后,该胁迫之债能得到法律保护;不涉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受胁迫的合同设立也本可撤销,但受胁迫一方消极怠于形式撤销权导致经过除斥期间后,该胁迫之债仍不能得到保护的不同结果。

    二、案例评析

    (一)受胁迫之合同变更行为的效力评析

    1、唐山系山地户外运动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高刚系高洋公司的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2012年5月1日,高洋公司与山地公司签订《户外拓展培训合同》,约定由山地公司于2012年6月1日对高洋公司的员工进行户外拓展培训,费用为每一位员工500元。随后,高洋公司接到大量订单,需员工加班完成。高洋公司于2012年5月20日派职员朱旺前往山地公司协商变更事宜。由于山地公司为此已经规划好了路线,安排好了培训人员,即不同意变更。朱旺立功心切,采用暴力方式胁迫唐山以山地公司名义与高洋公司签订了将培训日期变更为2013年6月1日的《补充协议》。2013年6月1日,高洋公司组织员工到山地公司参加户外培训,山地公司以《补充协议》系受胁迫签署而无效为由予以拒绝。

    本案中《补充协议》的效力如何?

    第一种意见认为该《补充协议》无效。其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唐山签署《补充协议》行为属于民事行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约束。

    第二种意见认为该《补充协议》应当予以撤销,但由于已经经过了法定的一年的除斥期间,山地丧失撤销权。其理由是:第一、撤销权是受胁迫一方当事人的一项权诉讼利,该权利的行使与诉讼时效一样具有期限。同时,因为我国法律采用不告不理的诉讼制度,所以当事人要运用撤销权保护权益,就应当及时提出以便国家保护。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对无效和可撤销的问题虽规定不一,但无论是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还是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皆应当得到适用。同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五十五条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之规定,本案《补充协议》应当予以撤销,但由于超过了法定的一年的除斥期间,山地公司就丧失了撤销权,《补充协议》对他即具有约束力。

    法理上采取一般采取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不同的法律调整不同的法律关系。朱旺代表高洋公司(受委托)与山地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属于双方对《户外拓展培训合同》的变更行为,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五十五条之规定,山地公司于一年内怠于行使权利,致使撤销权消灭,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那么,这样就留下一个问题:朱旺的胁迫行为产生的后果因为除斥期间的经过而变得受保护?

    (二)受胁迫之合同设立行为的效力评析

    2、唐山系山地户外运动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2012年5月1日,山地公司按照与高洋公司签订的《户外拓展培训合同》的约定,组织高洋公司员工在桃花山开展拓展运动。当天10时20分许,高洋公司员工李梅在接受员工协作精神培训的过程中,不慎掉落悬崖死亡。事发后,李梅家属要求山地公司赔偿。由于规模较小,山地公司无力赔偿李梅家属主张的九十万元的赔偿主张,李梅家属孙兵于2012年6月1日纠集亲友将唐山带至某处,通过暴力方式胁迫唐山签订欠条一张,载明唐山因李梅意外死亡下欠孙兵赔偿款九十万元的赔偿款。此后,唐山未按照欠条内容付款,也未向有关部门请求撤销欠条。2014年6月1日,孙兵因多次催要无果,凭欠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唐山按照欠条金额给付款项,唐山以该欠条系受胁迫签署为由主张无效。

    本案中欠条的效力如何?

    本案不但存在上列两种意见,还存在第三种不同意见。第三种意见认为,不能简单的认定该欠条无效或可撤销。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孙兵维护的是正当获赔权利,只是主张权利的手段不正当,但即使手段不当,也不能据此否认他的求偿权。而简单的认定了欠条无效或予以撤销,就将导致孙兵的获赔权利丧失。因为依照法律规定,人身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一年,现在孙兵起诉的诉讼时效已过,若对方以诉讼时效已过为由予以抗辩,孙兵原始的获赔权利将得不到保障。

    究竟该怎么认定?同样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我们是同样认为该欠条应撤销(但由于已经过了法定的一年的除斥期间而丧失撤销权,该欠条变成有效)?还是认定该欠条无效(至始就没有法律效力)?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该欠条经过除斥期间后仍不能得到保护。理由如下:首先,从债务承担的责任主体上讲,山地公司由于服务、管理不善致使李梅意外死亡的行为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应当由山地公司依照《侵权责任法》及其他法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而唐山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应当为公司责任买单。若简单将法人债务转换为个人债务,无论在情理上还是在法理上均缺乏依据。然后,我国法律虽不禁止私力救济行为,但私力救济措施的幅度也不得超过法定的标准,而本案中孙兵以胁迫方式向唐山取得债权凭证的行为,不但在对象属于选择错误,还妨碍了国家对社会秩序的有序管理。如果由于除斥期间的经过,认定孙兵与唐山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显然影响国家对社会的规范管理。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的精神,我们认为除了高利贷、赌债之外,还有些不法债务法律不予保护,比如买卖毒品下欠的债务、嫖娼下欠的嫖资等等,而按照一般人的观点“原本没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当事人之间,通过胁迫方式建立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不是不法债务?”、“违法行为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不是法律不予保护?”因此,我们如果将没有合法来源的受胁迫产生的债务,在经过除斥期间后认定为合法债务或者排除债务方的救济权利,明显违反公平正义。

    但这样认定,似乎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同样是胁迫行为经过除斥期间,为什么前一受胁迫的合同变更行为经过除斥期间就受法律保护,而后一受胁迫的合同设立行为经过除斥期间就不能受保护呢?同样是方式不当,为什么后果却不同?这就是本文要重点解释的问题。

    笔者认为,受胁迫前双方是否已经存在权利义务关系是区分受胁迫之债能不能受到法律保护的关键:在合同设立之前,受胁迫方与胁迫方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的,一方若强迫他人与之形成权利、义务关系,该债权债务由于来源无合法依据,那么即使该债务人没有申请撤销或因受胁迫人死亡等原因无法申请撤销的,该胁迫之债经过除斥期间后也不能得到保护。这类债务在形式上保留着双方自愿设立权利义务的合法外衣,实质上却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应当依照合同法的规定认定无效(极端的例子如被抢劫时,因无钱而被迫出具的借条);而在胁迫对合同进行变更时,受胁迫方与胁迫方因为已经存在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是在变更权利义务关系时发生分歧,采用了不当的形式,胁迫方的主观过错明显低于没有权利义务关系的胁迫,因此受胁迫方可以于除斥期间内申请撤销,超过了除斥期间视为其放弃撤销权利。

    那么第二个案例中,孙兵向山地公司索取赔偿的合法权益,由于唐山出具的欠条不能得到保护,就不能得到救济?笔者认为能,孙兵为获取赔偿款项采用暴力胁迫方式要求唐山出具欠条的行为虽不能得到保护,但是能够明确孙兵积极行使了求偿权,从他行使求偿权的当天,诉讼时效就应该中断。也即是说,从求偿日后的两年内孙兵仍然享有胜诉权利(期间有追偿行为的,诉讼时效中断),他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获得相应的赔偿(赔偿主体是法人单位而不是法定代表人)。

    三、对受胁迫之债的意见和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充分的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也赋予了当事人在意思表示受到侵犯时可以选择国家救济的权利。撤销权制度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体现,受胁迫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在有利于他的合同中选择同意并履行合同,也可以在于他不利时选择撤销合同,这也是对实施胁迫一方的惩罚。但是从一般层面上讲,受胁迫产生的后果显然对受胁迫方不利,若受胁迫一方没有同意履行或撤销的,原本就不能得到认同。从逻辑上可以表述为:受胁迫之债(有瑕疵之债)——受胁迫方可以选择履行或撤销——不选择——不受保护;而我们在上面为受害方添加限制条件 ——“在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经过除斥期间不行使撤销权的,当事人受胁迫所为的行为就变成受保护。从逻辑上可以表述为: 受胁迫之债(有瑕疵之债)——受胁迫方选择履行或撤销——不选择——受保护。这样处理就很明显的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原则,也枉费了设置撤销权制度的初衷。因此,建议如前述笔者所述:受胁迫之债不能一概因为经过了除斥期间而变得受保护。

    对受法律约束的不特定的多数人来说,“受胁迫的民事行为无效”、“受胁迫的合同行为应撤销”是一道难以理解的数学题。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受胁迫之债在效力方面的不同规定不但给法官适用法律带来困惑,也对新时期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律过程中要求达到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三统一的目的带来巨大障碍。因此,我们在分析认定这类因胁迫行为产生的社会矛盾时,应当看清矛盾的实质,适用适当的法律,最后才能达到公平、合理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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